胡适见宣统
胡适1922年5月30日去见过一次宣统。后来他发表了一篇文章简要地记述了这事，这就是刊登在同年7月23日《努力周报》第12号上的《宣统与胡适》(现收入《胡适全集》第21卷)。这篇文章流传颇广，有不少人就此发表过评论，这些就不去说它了。
关于这次会
1922年5月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17日：
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初二日去看他。(宫中逢二休息)
5月24日：
我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Johnston)，问他宫中情形。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班老太婆的牵制。前次他把辫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宫中人劝阻他，他不听，竟雇汽车出去看他一次，这也是一例。前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见他自行其意了。庄士敦是很稳健的人，他教授宣统，成绩颇好；他颇能在暗中护持他，故宣统也很感激他。宫中人很忌庄士敦，故此次他想辞职，但宣统坚不肯放他走。
5月30日：
今天因与宣统帝约了去见他，故未上课。
十二时前，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接我。我们到了神武门前下车，先在门外一所护兵督察处小坐，他们通电话给里面，说某人到了。我在客室里坐时，见墙上挂着一幅南海招子庸的画竹?本。此画极好，有一诗云：
写竹应师竹，何须似古人？
心眼手如一，下笔自通神。
道光辛丑又三月，南海招子庸作于潍阳官舍。
招子庸即是用广州土话作《粤讴》的大诗人；此诗虽是论画，亦可见其人，可见其诗。
他们电话完了，我们进宫门，经春华门，进养心殿。清帝在殿的东厢，外面装大玻璃，门口挂厚帘子；太监们掀起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张蓝缎垫子的大方凳子，请我坐，我就坐了。
下面接着所记室内的陈设，摆着的书报，两人交谈的内容，都和《宣统与胡适》一文所记大致相同，这里就不必摘引了。只是日记中对“炕几上摆着本日的报十几种”有一句评语：“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报”。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不写这一句，大约是为了避免不必要地开罪这些报纸吧。
当天交谈的内容，还有这样一件事：“他说有许多新书找不着。我请他以后如有找不着的书，可以告诉我。”这事儿没有写入《宣统与胡适》文中。
王宠惠轶事
王宠惠(1881～1958)，字亮畴。中华民国成立即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北京政府司法总长，后来还担任过国民政府司法院长，还一度代理行政院长。在胡适日记里，却记下了这位高官这样的轶事：
1924年1月6日：
与钧任(按：即罗文干)同车回家，留他小谈，钧任为我谈王亮畴逸事数则，可补史料之缺：
亮畴性极吝啬，几个极熟的朋友给他取个绰号，叫做“办法”。他在北京时，已做很大的官了，但家中不用厨子，不开饭。早饭随便吃一点稀饭。午饭晚饭则到熟人家去吃。晚饭尤其如此。他每到钧任、黄晦闻、李某金某家去，坐到六七点不走，主人留他吃饭，他总还要客气一次，说：“还早呢，还是回去吃罢。”主人再留他，他就说：“有啤酒吗？有酒我就在这里吃罢。”这是第一个“办法”。有时主人不曾开口留饭，他就说：“有什么‘办法’没有？我们出去吃馆子好不好？我来请你。”主人自然留他吃饭了。这是第二个“办法”。有时候他们当真出去吃馆了，吃完之后，大家抢着会钞，他总是落后的，容易被别人抢去，这是第三个“办法”。有时他的朋友们不同他客气了，他们先走，让他去会钞，那时他还有第四个“办法”：他一拍衣袋，就喊道，“喂，你们走不成，今天我忘记带钱了。”
这四个朋友后来打听得他家中不用厨子，不开饭，于是他们渐渐不上当了。后来他用此法待周诒春，待梦麟，待顾少川(按：即顾维钧)。顾少川天天开香槟酒一瓶，故受害最大!
有一天，他初次代国务总理，一班朋友在少川家吃饭，有人提议，每周每人轮作一次主人，为定期的会餐，可以商议问题，交换意见。大家都赞成了。亮畴力言不必吃饭，“何必吃饭，喝喝茶就够了。”他连说了五六遍。每说一遍，周子?(自齐)便用力拧钧任一把，钧任回家解衣一看，臂上拧青紫了一大块!
去年他辞职在十二月初。而张绍曾内阁成立后，亮畴便要黄郛(外交总长)聘他做外交部顾问，每月干薪五百元!此款至今他还托人按月支领!顾少川重任外交部时，查得此事，对钧任说：“I was frightfully hurt。”［我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其实我们也都是“frightfully hurt”。
亮畴今年往欧洲，张绍曾托他带一信与孙中山，他索价三千元。张绍曾如数给了他。
以上几则故事，可以解释前年“好人政府”的失败了。
“好人政府”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讲了几则王宠惠悭吝贪财的轶事，胡适就以为可以解释前年“好人政府”的失败呢？原来，这样一个“好人”就是前年胡适起草的宣言《我们的政治主张》的十六位签名者之一。这篇宣言产生的经过，在胡适日记里有记载。
1922年5月11日：
做一篇《我们的主张》，是第一次做政论，很觉得吃力。这本是想专为《努力》做的；后来我想此文颇可用为一个公开的宣言，故半夜脱稿时，打电话与守常(按：即李大钊)商议，定明日在蔡先生(按：指蔡元培)家会议，邀几个“好人”加入。知行(按：即陶行知)首先赞成，并担保王伯秋亦可加入。
此文中，注重和会为下手的第一步，这个意见是我今天再三考虑所得，自信这是最切实的主张。
5月12日：
七时，打电话与蔡先生，借他的家里开会，讨论《我们的主张》。其余各人，也在电话上约定十一时相见。
十一时，在蔡宅开会，到者：梁漱溟、李守常、孟和、孟馀、汤尔和、徐伯轩(未约他，偶相值)、经农等，他们都赞成了，都列名做提议人。蔡先生留我们吃饭；饭后他们都散了，我独与蔡先生闲谈。三时，王亮畴、罗君［钧］任也来，他们略有讨论，修改了几处，也都列名，连知行、在君、王伯秋、文伯和我，共十五人。下午，孟馀自行取消，加入一涵、慰慈，共十六人。
5月13日：
下午到公园，把政治宣言的事托一个访事员发电去上海，又交一家通信社把这事先传出去。
5月14日，这篇以《我们的政治主张》为题的宣言在《努力周报》第二号刊出。十六位署名者是：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陶知行、王伯秋、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朱经农、张慰慈、高一涵、徐宝璜、王征、丁文江、胡适。宣言提出以“好政府”这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们应该同心协力的拿这共同目标来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
宣言指出：“好政府”的至少涵义是：“我们所谓‘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一)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二)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宣言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三个要求：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治。
宣言认为，“好人”的参与，是政治改革的唯一下手工夫：
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好人笼着手，恶人背着走。”因此，我们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我们应该回想，民国初元的新气象岂不是因为国中优秀分子加入政治运动的效果吗？当时的旧官僚很多跑到青岛、天津、上海去拿出钱来做生意，不想出来做官了。听说那时的曹汝霖，每天在家关起门来研究宪法!后来好人渐渐的厌倦政治了，跑的跑了，退隐的退隐了；于是曹汝霖丢下他的宪法书本，开门出来了；于是青岛、天津、上海的旧官僚也就一个一个的跑回来做参政咨议总长次长了。民国五六年以来，好人袖手看着中国分裂，看着讨伐西南，看着安福部的成立与猖獗，看着蒙古的失掉，看着军阀的横行，看着国家破产丢脸到这步田地!――够了!罪魁祸首的好人现在可以起来了!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
刊登这篇宣言的《努力》周报刚刚出版，当天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应。研究系那一班政客醋劲大发，对于没有被邀签名一事十分不满。这天胡适的日记：
罗钧任来谈了四点钟。他说，今早林宗孟(按：林长民)打电话请他和亮畴吃饭，说有要事相商。他到时任公(按：即梁启超)、［蒋］百里都在。宗孟、任公看报先知道我们发宣言事，他们大不高兴，说我们有意排挤他们研究系的人。任公说，“我一个人也可以发表宣言!”宗孟说，“适之我们不怪他，他是个处女，不愿意同我们做过妓女的人往来。但蔡先生素来是兼收并蓄的，何以也排挤我们？”钧任极力排解，说明这全是一班大学的人，并无排斥他们之意。其实他们当日是解散旧国会的原动力，他们必不便赞成恢复旧国会的一条。今日他们果然不赞成此条。罗、王问他们有什么妙法解决宪法与国会的问题，任公说，须用Peferendun［公民复决］。此话他可以做在湖南宪法里去，但如何欺得过罗、王两个法律学者？
这篇宣言表示了以好人自居的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愿望，表明了他们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民主的、法治的现代国家的愿望，可是并没有可操作性。所以两年之后胡适即承认这个主张是失败了。他虽说是因为说到王宠惠的贪鄙而说这话的。其实何止一个王宠惠，就说签名者之中的汤尔和，抗日战争中就当了大汉奸，政治操守就更不可问了。“好人”是多么难得啊。看来重要的还不是好人，而是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之下，好人做了官，可以做好事，坏人做了官，不能做坏事。有好制度的政府才能是好政府。
品评人物
胡适日记中对古今人物时有品评，评语有不少深刻中肯的，例如，论范仲淹，1929年7月3日：
范文正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庆历的新政比熙宁的新法更重要，因为范、韩诸人都不是极端派，所建立皆是根本之计，无偏激之见，故能垂于久远。这时代的领袖人才开了不小的风气，熙宁、元丰人文之盛不过是庆历新政的一个产儿。
中国到范文正时代，方才走上一条发愤振作的路，方才和“中古思想”分手。范文正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便是一个新时代的口号。在这种领袖之下，许多人才便继续出来。胡安定开教育改革的路，欧阳修集古文运动的大成，李觏开近世思想的潮流。熙宁时代的两大支思潮，――江西派的急进，洛阳派的保守――都在这时代种下了种子。故我论中国近世思想，以庆历时代为分界。论北宋理学而不先论王荆公一派，固是谬见；论熙宁的思想政治而不先研究庆历，也是缺乏历史眼光也。
1926年8月31日，胡适在法国。这天的日记里记下了徐寿、徐建寅父子都是科学家的事情。徐建寅担任过清廷驻德国使馆参赞，考察过德、英、法等国海军和机器厂、造船厂。所著《欧游杂录》收入了钟叔河编的《走向世界丛书》，可以见其识见。胡适这天的日记说：
访赵颂南先生，他邀我到他的乡间避暑处游玩。其地去城市不远，而有森林，甚幽静，地高四百mètre。见着他的夫人。她是徐雪?(寿)之孙女，徐仲虎(建寅)之女。
颂南为我说无锡徐家父子与中国新文化的关系。当时有两个怪杰，一为金匮华衡芳，一为徐寿。曾国藩与李鸿章创立制造局时，其计划皆出于这两个人；他们不愿作官而愿意在里面译书。徐是一个有机械天才的人，又喜研究化学，每日亲作试验，把红顶子搁在衣袋里，亲自动手作工。华精于算学，后来把他的兄弟世芳带出来，也成算学家。徐把他的儿建寅带出来，有劳绩就让他去得保举，故仲虎先生做了官。
徐雪?曾造一个轮船，名为黄鹤，曾开到上海南京。
徐仲虎为德州兵工厂的创办者。他曾留学德国三年，精于工艺化学。康、梁保他与端方同办农工商务局。戊戌变后，张之洞请他办汉阳兵工厂，他辞去德国技师而自己管无烟火药的制造。他自己试验无烟火药，有成效；后来作大分量的试验，火药炸发，肢体炸裂而死，肚肠皆炸出了。他是第一个为科学的牺牲者(颂南亲见此事)。
他的女儿自幼不裹脚。“我若回家见她裹脚，我一定把她的脚砍了”。赵夫人今年五十六岁，是最早地实行放脚的。
论中国学术界人物。1922年8月28日：
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胡适最看好王国维。1923年12月16日的日记里记下了他们的一次交谈：
往访王静庵先生(国维)，谈了一点多钟。他说戴东原之哲学，他的弟子都不懂得，几乎及身而绝，此言是也。戴氏弟子如段玉裁可谓佼佼者了，然而他在《年谱》里恭维戴氏的古文和八股，而不及他的哲学，何其陋也。
静庵先生问我，小说《薛家将》写薛丁山?父，樊梨花也弑父，有没有特别意义？我竟不曾想过这个问题。希腊古代悲剧中常有这一类的事。
他又说，西洋人太提倡欲望，过了一定限期，必至破坏毁灭。我对此事却不悲观。即使悲观，我们在今日势不能不跟西洋人向这条路上走去。他也以为然。我以为西洋今日之大患不在欲望的发展，而在理智的进步不曾赶上物质文明的进步。
他举美国一家公司制一影片，费钱六百万元，用地千余亩，说这种办法是不能持久的。我说，制一影片而费如许资本工夫，正如我们考据一个字而费几许精力，寻无数版本，同是一种作事必求完备尽善的精神，正未可厚非也。
1927年6月6日日记剪贴了4日《申报》关于王国维自杀的详细报道，并评论说：
前天报纸登出王静庵先生(国维)投河自杀的消息，朋友读了都很不好过。此老真是可爱可敬的，其学问之博而有要，在今日几乎没有第二人。
对章炳麟(太炎)，胡适却是有一点不敬。1922年6月7日的日记，记下了陈仲恕(汉第)说的一个故事：
仲恕为熊［希龄］内阁国务院秘书时，曾看见许多怪事。章太炎那时已放了筹边使，有一天来访仲恕――他们是老朋友，――说要借六百万外债，请袁总统即批准。仲恕请他先送计划来，然后可提交临时参议院。太炎说，“我哪有工夫做那麻烦的计划？”仲恕不肯代他转达，说没有这种方法。仲恕问他究竟为什么要借款，太炎说，“老实对你说罢，六百万借款，我可得六十万的回扣。”仲恕大笑，详细指出此意的不可能。太炎说，“那么，黄兴、孙文们为什么都可以弄许多钱？我为什么不可以弄几个钱？”他坚坐至三四点钟才走，仲恕不肯代达，他大生气而去。明日，他又来，指名不要陈秘书接见，要张秘书(一麟)见他。张问陈，陈把前一晚的事告诉他，张明白了，出来接见时，老实问太炎要多少钱用，可以托燕孙(梁士诒)设法，不必谈借款了。太炎说要十万。张同梁商量，梁说给他两万。张回复太炎，太炎大怒，复信说：“我不要你们的狗钱!”张把信给梁看了，只好不睬他了。第三天，太炎又写信给张，竟全不提前一日的事，只说要一万块钱。张又同梁商量，送了他一万块钱。太炎近来很有钱，他有巨款存在兴业银行，近来还想做兴业的股东哩!
评章士钊(字行严)。
1923年9月27日：
今日潘力三(大道)夫妇同了一班人到山上看我，夜间又在旅馆相遇，我同力三谈，他说，行严近作《评新文化运动》一文，自己说是给适之出了一个题目。我说，请你告诉行严，这个题目我只好交白卷了，因为他的文章不值得一驳。力三说：“不值一驳”四个字，我可以带信给他吗？我说，可以的。
10月8日：
到亚东，行亚来，畅谈。行严确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但他的气度很好，不失为一个gentleman(绅士)
（本文编辑：李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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